恩仇录二 中日能源合作艰难开局

来源：能源杂志  作者：陈湘球

    在大庆油田开发之后，以稻山嘉宽为首的新日铁，开启了漫长而曲折的对华钢材销售之路。

    1996年，我作为项目设计经理承接了黄岛国家石油储备基地的规划任务，第一次超越机械工程师的视野审示能源通道。

    按照当时的设想，初步规划用15年时间分三期完成黄岛国家石油储备库的硬件设施建设，第一期为1000万方，需要10个十万方大型储罐。储罐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钢材的选择，因为中国的第一批十万方罐是从日本引进的，中国国际咨询公司的专家有两种意见，一部分人支持民族工业，主张能够借国家石油储备库建设的机会实现储罐钢材国产化；一部分人本着安全稳妥的原则希望继续选用日本新日铁生产的高强钢。

    在黄岛现场专家会上，宝钢的技术专家急于实现储罐钢材的国产化，用高八度的声音几乎是吼叫般地强调宝钢的设备是从日本新日铁进口的、用的矿石和新日铁一样是澳大利亚进口的、技术人员是新日铁培训的，没有理由生产出不合格的高强钢。

    10月初的黄岛，傍晚的海风有点凉，我和王树林先生漫步在防浪堤上，防浪堤隔断了翻滚的海浪，隔出了一汪静水，隔出的这一片湿地是规划的国家石油储备库的选址。王树林先生是国家石油储备库项目负责人，国家发改委石化处长，他指着远处停泊的一艘油轮告诉我，那是日本产的，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果然他问我怎么看待钢板国产化的问题，其实我很茫然，很困惑，因为我去过日本，我到过新日铁的总部，也与新日铁的储罐设计人员交流过，但是我并不知道宝钢和新日铁的这段历史，我对中国的钢厂了解的太少。日本人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研究中国的钢材、研究中国的制钢设备，而我却对自家的钢材和制钢设备，除了知道中国标准中所列的钢材指标，一无所知，内心有一种愧疚。

    在后来岁月里，我开始研究新日铁和宝钢。

    『 从大庆油田开发说起 』

    新日铁和宝钢的关系要从大庆说起。

    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新华社记者袁木撰写的《大庆精神大庆人》，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外提到“大庆”。文章是这样描述大庆的：“大庆,不久前人们对她还很陌生，如今,人们在各种会议上，在促膝谈心时，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谈论着她，传颂着她，现在已经建设起一个现代化的石油企业……”，文章还提到了王进喜是在1960年3月奉调前往大庆，在大荒原上竖起第一座井架，并打出第一口喷油井。

    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日本三菱重工财团的重视，日本三菱重工财团迅速集中情报专家，跟踪大庆油田的消息。1966年7月《人民画报》（英文版），发表了一张王进喜头戴狗皮帽、身穿大棉袄、手握钻机手柄眺望远方、身后散布着星星点点井架的照片，还有一张炼厂的照片。当然这些信息很快就被三菱重工财团专家捕捉到了，他们从王进喜的穿着分析出大庆油田的位置在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之间；通过照片上星星点点的井架推算出大庆油田的产量大约360万吨；通过炼厂照片中的扶手和烟囱推断出炼油厂加工能力大约在每年100万吨左右。

    很快，日本三菱重工财团形成了一份报告，大庆油田的开发，预计到1971年原油产量将突破1200万吨，中国自己消耗的原油大约在500~600万吨左右，剩余的石油必将出口，而且随着油田的开发，中国可能会采购大量的石油钻采设备、炼油设备，兴建长距离的原油管道。报告很快被递交到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引起了出光兴产公司（日本最大的石油炼化企业）和新日铁的浓厚兴趣。

    这份报告很快就传到了新日铁八幡制铁社长稻山嘉宽的手里，稻山嘉宽当时在日本商界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力。

    稻山嘉宽1927年3月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从年轻时候起便活跃在经营第一线，曾参与战争时期的钢铁统制会、战后的日铁解体、八幡与富士两大钢铁公司的合并及成立国际钢铁协会等，后来出任新日铁董事长、社长，1980年5月起担任经团联会长。1958年，在日本实行通货紧缩政策，整个日本都在寻找着摆脱萧条方式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到中国寻找机会的日本人，他当时只是八幡制铁所常务董事，而且因为中美隶属世界两大敌对阵营、如果他访华，就意味着有拿不到去美国签证的风险，但是他还是率团参加日中钢铁协定的谈判，首先提出了用日本钢材换取中国煤炭和铁矿石的易货贸易方式，谈判虽然很艰难，但是基本谈成，协定规定双方将在5年内进行相当于1亿英镑的钢铁易货贸易。

    但是，就在协议第二天即将签字的时候，在长崎发生了中国物产展览会会场上扯落中国国旗的事件，中日关系变得不正常了，经过艰难谈判达成的协议被迫终止。

    八年过去了，中国大庆油田的研究报告又摆在他的面前，稻山嘉宽再一次看到了中日贸易的前景，他坚定信心要与中国再续前缘。但是他面临的政治环境相当复杂，1964年11月佐藤荣作就任日本首相后，采取了敌视中国的立场，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1965年2月单方面终止了“大日本纺织公司向中国出口第二套维尼龙成套设备”和“日立造船公司与中国签订了出口两艘万吨货轮的合同”。1966年12月20日又因阻止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入境参加日共第九届代表大会，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使本来脆弱不堪的中日贸易彻底中断。

    大庆油田开发的新闻不断地摆到他的办公桌上，稻山嘉宽和日本所有的商界巨头在不遗余力地捕捉来自中国大庆的每一条信息。这些信息让中国人兴奋，也让稻山嘉宽兴奋，但是政治环境又让他感觉万般无奈……

    1969年大庆原油产量1580多万吨，1970年突破2000万吨，正如日本三菱重工财团的情报专家预测的那样，大庆100万吨加工能力的炼厂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多的原油，火车也解决不了大庆原油外运的问题，中国政府在1970年7月决定建设中国从大庆到抚顺的输油管道，把大庆的原油输送到中国的石化基地抚顺。

    『 “八三工程”的诞生 』

    按照中国国务院的要求，用一年的时间把这条输油管道“抢建”出来，中国人把这条管道的建设称为“会战”，日本人把它称之为“战争”。中国政府为“会战”组建了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是肖全夫，少将军衔，四名副组长全都是来自部队的首长，管道建设的领导机构被称为“指挥部”；指挥官也大多是来自部队的“军官”；管道建设项目的名字也很军事化，被称为“八三工程”。

    工程一开始，就完全按“战时”管理，中国政府调集了中国几乎所有钢厂的资源集中生产二十多万吨的8毫米厚的16Mn钢板，四个月时间生产出七套制管生产线，调往管道所经过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将钢板卷制成钢管。1970年9月，中国军队动用了8个师、三个工程团、两个舟桥营的兵力开往管道沿线穿河道、打隧道、建油罐基础，东北三省动员了18万基干民兵运管子、挖管沟，到处是人山人海、锦旗飘扬。

    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参加过这场会战的马骅先生在他《大道通天》一书是这样描述的：进入后半夜，气温降到了零下30多度，寒冷刺透了我们的棉衣，钻进了我们的骨髓，我头一次体会到“骨头都冻疼了”的感觉。野外施工最艰苦的时候到了。漆黑的夜晚，滴水成冰的寒冬，在这万籁俱寂的荒郊野外，只有我们单调的发电机、电焊机的轰鸣声，伴随着我们这几十个身穿杠杠棉袄的工人，在咬牙坚持着。老师傅在坚持，新工人在坚持，男职工在坚持，女职工也在坚持，大家都在用意志和寒冬抗衡，和疲劳极限抗衡。

    虽然1958年中国在新疆克拉玛依建设过一条原油管道，但实际由于距离短（147公里）、管径小（150mm），在中国的管道历史上不被认知，与新疆管道相比，“八三工程”要大很多，全长663.6公里、管径720mm。“八三工程”后来成了中国管道的摇篮，中国各大管道公司的管理层很多来自“八三工程”、或者或多或少与“八三工程”有关，八三工程副指挥朱洪昌和张福禄后来成为了中国管道局的第一任和第二任局长、副指挥唐振华中国海洋石油的领军人物、副指挥张振勇中国华东管道局局长；中国管道的建设技术规范和标准也是在“八三工程”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八三工程”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原油长输管道。

    正当中国的第一条原油管道轰轰烈烈地建设至高潮的时候，一些“意想不到的”外交事情发生了。1971年4月7日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的领队赵正洪突然对外界宣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一消息连日本乒乓球会长后藤钾二都始料不及，更让全世界“意想不到”；1971年7月15日上午，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开完内阁会议后，接过日本驻美大使牛场信彦发来的火急电文，得知美国将于日本时间上午11时半将对外发布“基辛格博士已于7月9日至11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尼克松总统将于明年5月以前访华”的消息。佐藤仅仅是比全世界提前三分钟知道这一消息。

    『 新日铁改变方针 』

    1971年7月，新日铁社长永野重雄对稻山嘉宽说：“还是改变一下方针吧”。

    稻山嘉宽感觉到永野己觉察到中美接近的动向。1971年7月底台湾蒋介石派特使张群到日本参加日本台湾合作策进会会议，新日铁宣布退出日本台湾合作策进会，然后日本航空公司也宣布退出，接着丰田自动车贩卖、东洋纺织等亦表示不拟参加。其他不是社长因病住院，便是临时有事出国，经济界人士像避瘟神一样逃避台湾人员。张群伤透了脑筋，四次会见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求救，佐藤唉声叹气说："连尼克松也宣布要在1972年5月前访华，我也无力回天了！”

    似乎比佐藤荣作预计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抵达北京，此时的东京，仍然是北风凛冽、地冻天寒，明亮的太阳并没有化解冰冻大地的寒意。在首相官邸一楼小客厅，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和内阁官房长官竹下登的心情就像东京的天气，很冷。电视屏幕上，尼克松身穿厚实的大衣走下飞机，拘谨地同周恩来总理握手。

    尽管内心不满美国的“跃顶外交”，佐藤荣作还是希望努力跟上美国的步伐，他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捎信，表示“要求亲自访华”，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拒绝佐藤的“要求”，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

    从二战以后，日本政界的外交政策总是跟随美国，周恩来的“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的表态，无疑给日本政界扔下了一个炸弹，日本政界随之地震，1972年6月17日，佐藤荣作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闪亮登场。

    新日铁在对待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赢得了中国政府的好感。不久，稻山嘉宽接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希望能来中国面谈。此时的稻山嘉宽已经开始执掌新日铁了，成为了新日铁的总经理。稻山嘉宽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外相大平正芳，明确告知中国将会生产出大量石油，日本可以考虑以此为基础开展与中国的易货贸易，还特别汇报了1958年日本用钢材换取中国煤炭和铁矿石的易货贸易谈判过程。

    因为在长崎发生了中国物产展览会会场上扯落中国国旗的事件，按照当时中国代表团的想法是要把那个《易货贸易合同》取消的，但是稻山嘉宽本人确信日中关系言归于好的一天肯定会到来，若取消了协定将来很难重新开始，中日双方仅仅是“中止”了谈判，应该说现在是重启这个谈判的时候了，可以将“煤炭和铁矿石”更改为“石油和煤炭”。

    似乎外相还没有考虑稻山嘉宽所说的这些具体项目和事情细节，更多担心的是与中国恢复邦交后的日台关系和战争赔款问题。但是通产相中曾根康弘 7月21日会见第二天启程访华的稻山嘉宽时说，希望打开从中国进口原油的道路，增加从中国的进口，改变日中贸易不平衡的现状。同时，还希望就日本协助开发中国的渤海湾意向试探中国方面的意向。

    从通产省办公室出来，稻山嘉宽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八月下旬的东京，虽然已经入秋，但依然很炎热，潮湿的天气让西装革履的稻山嘉宽更加烦躁。

    明天就要启程访华了，他想起了八年前第一次访华时的情形，正如在《钢铁人生》的自传体小说里写的那样，“由香港九龙跨越界桥时心里七上八下的，甚至大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开往广州的火车上的乘客大都是出门采购的，多是乘一两站就下车。车站相当噪杂混乱，车厢内却静得怕人，好象只要开口说话便会大祸临头，令人十分不快”。

    稻山嘉宽不知道八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不知道现在的日本政府在周恩来的眼里会是什么样，不知道中国政府是否有意开通中日能源通道……